人类自从诞生以来就是沿着前人的足迹走到了今天。
人类历史上的任何发明创造也是建立在先人经验基础上的。
可以说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对土司制度的一种“去伪存真、去粗存精” 的扬弃与批判。
首先，它们在发挥土官带头作用上有接近之处。无论是土司制度还是民族区域自治，都重视土官的带头作用，同民族的人还是比较容易接受本民族的官员治理。
其次，自治权在一定意义上也有相似性。两种制度都是在土官统治的区域内，除臣服中央政权、履行国家的义务外，还享有比较充分的自治权。
第三，实施的前提也一样。都是国家统一的版图之内，并且都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，在少数民族聚居区采取特殊措施的情况下接受中央的统治。在这个前提下，既保证了国家统一，又实现了因地制宜的管理。
所以说两种制度都是先民几千年来治理边疆经验的结晶。
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继承了土司制度的精华。废除土司制度也并不是对它的全盘否定，不是说土司制度已经一无是处完全没有价值了。
即便终其明清两朝，哪怕是清朝大规模推行“改土归流” 后，仍有不少区域还是遵循土司制度的管理。
只是到了一定阶段，土司制度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需求了。
所以得改，这是大势所趋。
土司制度，封土官治土民，实质就是“以夷治夷”，是封建朝廷与少数民族统治阶级人物联合起来统治各族人民。
元明之后，虽然对土司制度进行了梳理和完善，但万变不离其宗，都是在强化“以夷制夷”分而治之的理念。
翻开明清两朝土司制度的史册，把土司辖区千方百计化小而不许坐大的事俯拾即是举不胜举。
据统计，明朝在云南境内设置的土司就有三百余家。明清两代，云南的土司将近六百家。云南的土司设置星罗棋布，因而《明史·云南土司传》的作者写道：“名目淆杂，难于缕析。”
其实，种种分化设司，在同一地区内设多个土司，各自为政互不统属的政权，说得难听点是要造成彼此猜忌互相对抗力量抵消，因而既不断从政治与经济上削弱封建领主的权力，又可以加强朝廷对少数民族地区稳固的统治，这或是土司制度的本质。
这样看的话，土司制度开始实施之日就蕴藏着改土归流将要到来之时。
因为土司制度在政治上不但存在着朝廷与土司之间、土司与土司之间、土司内部之间争权夺利的复杂矛盾，而且也使阶级压迫和民族之间的隔阂日趋严重，种种矛盾尖锐激化，经常发展成兵戎相见武装斗争。
所谓云南的“西迤土司无十五年不用兵之事”，指的正是这种兵连祸结国不安宁民不聊生的情况——这是土司制度在政治上极其落后的体现。
经济上就更不用说了，土司制度下的居民经济负担明显加重。因为不仅要承担原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的盘剥，还新增了朝廷的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