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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一年的冬天很冷,一家人在一起的日子，总是过得飞快。一九三四年春节一过,谭央就要离开上海回德国上学了，走之前，她和毕庆堂回了趟同里。从民国十三年到民国二十三年,谭央深爱着的父亲离开她，已经整整十个年头了。
烟雾蒙蒙的水乡安守着自己的本分,脉脉如流水,日积月累将静默铸成了永恒。清晨,毕庆堂和谭央带着两个随从,拎着祭品去了谭央父母的墓地。去的路上毕庆堂就同她商量,“不要触景生情,不要太伤心，到时候我把咱们的情况说给两位长辈听，免得你一说，又要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，像那年一样再病一场就不应该了。”
到了地方，他们倒是愣住了，碑前摆着几个碗，碗里放着风干了的点红馒头和皱了皮的水果，旁边还有一坛酒，那是谭央父亲生前最钟爱的——济宁金波酒。“前两天刚有人来祭过父亲，是谁呢？”谭央蹲□，抚着墓碑自言自语的说。“会不会是在同里的什么亲戚朋友？”毕庆堂提醒她。谭央摇头，“父亲在同里一向深居简出，没什么朋友，几个亲戚也是母亲娘家的远亲，来往很少，马叔叔还在天津，我实在是想不出会是什么人。”
毕庆堂也没吭声，将那坛酒挪了挪，摆上他们带来的祭品。之后，他的目光又落到了酒坛上的那五个字上——“济宁金波酒”，他眉头下意识的跳了跳，不知想的什么。接着谭央开始与父母说自己这两年来的事，说着说着就有些伤心了，毕竟自己的小家庭、自己的上进、自己的幸福，亲人都无法亲历目睹与分享，的确是人生的一大憾事。谭央说得差不多了，毕庆堂才猛然想起来，他刚才一力担当下来要替谭央说的话，他竟然都忘了。
从墓地回来，走在同里的街上，谭央看着一家很大的铺面，轻声说，“那儿原来是家不大的药铺，父亲病着的时候，我总去那里抓药，没想到，现在开得这么大了。”毕庆堂的眼皮不易察觉的抽动着，很敷衍的嗯了一声。
那天晚上回到毕公馆，谭央因为累了，很早就和女儿上楼休息了。毕庆堂将书房的门关紧，拎起电话听筒拨了号码，继而用不高的声音寒暄着，“张局长吗？这么晚叨扰，真是不好意思啊！哈哈，你们警察局是什么地方呀？我怎么会常去？我毕某人可是守法的良好公民……”
谭央回海德堡后，投入了紧张的学习中，暑假由于学业紧张，谭央没有回国，倒是毕庆堂带着五岁的言覃来到德国看妻子，在海德堡盘桓数日方离去。1935年8月，作为德国总理的希特勒兼任了德国总统，并将总统与总理两个职务合二为一，称为元首。德国国内的局势由此发生了变化。
一九三五年的年底，谭央从德国发来电报，说是要推迟三个月回上海，毕庆堂看见第一句，又气又恼，待到看见第二句，又眉开眼笑起来，她说她打算抓紧完成学业，回来就再不走了。
转年刚过了春节，午夜时分，上海的码头上，一盏盏煤油灯吊在高高的木杆上，随着海风摇摆着。灯下的岸上站着三五成群的人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