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 虚心向咱们学习， 而后便有机会，把他们皈依我教。”
见他终于指出一条明路，众神父不禁松口气，却听沙勿略加重语气道：“但我要提醒各位，这个国家虽然流行着各种宗教，但真正占统治地位的还是儒教。哪怕佛教、道教这样的本土宗教，也必须将与儒家抵触的学说去除，才能相安无事。我们新来乍到，更加不能与儒家文化的冲突，而是应该以一种‘补儒’、‘合儒’的配合姿态出现，这样才能使对方接受我们……”
“前途是光明的，道路是曲折的……”沙勿略盗用了沈默的一句名言道：“为此，需要诸位努力精通中文，刻苦钻研儒学。你们会认识到，我教和儒学存在诸多相通之处。比如两者都相信一神论，都主张‘仁爱’，都重视精神道德修养问题，而这正是双方彼此交流和理解的基础。但两教在信仰观、人性论以及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。当双方不可避免地出现冲突时，不要针锋相对、恪守成规，而要暂时把我们的教义稍做些调整和变通，最大限度地把我教和儒家文化会通糅合，使之成为适合在中国生存的宗教。大家不要认为，这是对自己信仰的不坚定，相信我，待到将来，天主的光辉照耀这片大地时，就是我教实现‘超儒’的那一天”
沙勿略的这些说法，不仅得到了其他神父的一致拥护，甚至还被总结为‘东方四条准则’，命所有进入大明的传教士和教徒遵守，为天主教在中国迅速站住脚，并兴旺起来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，当然这是后话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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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默对这些西方传教士，确实是寄予厚望的，在南京、在上海、在苏州、在杭州，其实已经有教堂出现，这都多亏了他网开一面。而沈默之所以肯帮助他们，是因为他需要这种的交流对话。
他认为，思想的变革是任何变革的前奏，思想不变，任何改革都是徒劳。中国的传统文化，固然历史辉煌，但亦因为历史太久，已经死水微澜，不再流动。这样的结果是，精华沉积在底，难见天日，糟粕漂浮在上，臭不可闻。只有让这湖死水流动起来，才能冲掉糟粕，让精华重见天日，实现华夏民族的思想复兴。
中国无法也不能重复西方文艺复兴的老路，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，他希望能借那一缕西风，吹皱这一池浑水。利用不同文化间乃至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与对话，使大明的知识分子开阔眼界，认识到自身在科学、哲学等各方面的不足，继而补我所短，对传统儒家思想进行反思，希望最终能再现百花齐放的春秋胜景。
而西洋传教士，就是他放进鱼池的那条鲶鱼，至于效果如何，只能留待时间检验了。
有些事情可以留待将来，但也有些事情必须现在就处理，吕宋使者已经到了北京，向皇帝求援的国书，就摆在沈默礼部签押房的案头。但沈默的目光，却落在另一份东西上。
那是王直送来的南洋最新情报，自从得到沈默的允诺后，老船主便密切关注那里的风吹草动，并通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