道《谏止张居正夺情疏》。作为学生，他的奏疏写得相当煽情，没有指责张居正错在哪里，而是从人伦大义上来唤起座师的反醒。他说：阁老昼夜为国操劳，父子相别十九年。这期间，儿子的身体由壮而强，由强变衰，父亲由衰成头白，由头白成苍老，音容相隔半生。现在父亲逝于千里之外，却不得临穴一哭，让为人子者情何以堪？
而后话锋一转，又巧妙地把‘夺情’，置于舆论的拷问之下，暗示君臣之间恐怕是有交易的。他说：‘皇上之必须要留，和次辅之不能走，原因在哪里，自然有一番圣人般的谋划，不是庸俗人等可以知道的。然而天下众口悠悠，市井匹夫，说什么的都有，怎么想的也都有，大家不会体谅圣人的苦心，而会以最大的恶意猜度此事，各种说法满天飞。故而请张阁老立即丁忧，请皇帝不要再挽留，以正人心、靖浮言
吴中行胸怀坦荡，把奏疏递上，全了大义后，便拿着副本径直去张居正府上。
这些日子，张居正是心神俱疲，不仅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，还要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上煎熬。舆论的严重不利，是他始料未及的。更他无法接受的是，甚至连与他向来交好的王国光、王崇古、王之诰等几位多年政友，也不能理解他的苦心，反而建议他顺应人心丁忧为好。
但也有坚决支持他留下的，比如他的同乡好友李幼滋，便说道：“大家都说，丁忧只是暂离二十七个月，过后随时可以起复，但这只是理论上的可能。徐阶致仕了，陈以勤、李春芳致仕了，高拱、殷士儋也致仕了，除了高拱偶然一度重来以外，其余没有一个能再见到北京的城阙。政权便和年光一样，逝者如斯夫。只要你人一走，形势如何变化，根本就无法掌控了。眼下皇上亲政在即、您的大业也才刚刚铺开，岂能一走了之，置君父于不顾，弃大政于荒废？’
张居正知道双方都不是害他，他此时确实有些骑虎难下，进退维谷了。就在这时，宫里又来了传旨的太监，宣读万历对他的《乞恩守制疏》书的批复：
‘张先生笃孝至情，朕很是感动。但想到当年我十岁的时候，皇考见背，将朕托付给先生。这些年先生尽心辅导，迄今海内义安，蛮貊率服。朕冲年垂拱仰成，顷刻离卿不得，安能远待三年？且卿身系社稷安危，又岂金革之事可比?其强抑哀情，勉遵前旨，莫负我皇考委托之重，勿得固辞，吏部知道。钦此。’
听了这道谕旨，张居正感到隐隐不安，小皇帝的眷恋之情固然令人欣慰，然而如此赤luo裸的表达，并把自己抬高到‘身系社稷安危’的程度，其中的褒贬之意，让元辅大人情何以堪？
如果是一般的大臣，哪怕是首辅，受了这样的羞辱后，八成会没脸再待下去。就算故作无所察觉，下面那些人也会见风使舵，落井下石的攻击他。
然而沈默岂是一般的大臣？他不仅是大明朝唯一六首状元，还培养出了三代状元……自嘉靖四十年以来，大明朝的庶吉士，三分之二都出自他建立的苏州府学，并以其门下自居。而且沈默所发挥改进的新王学，经他的学